周赧王三十二年（公元前283年）
卫嗣君……又使人过关市，赂之以金，既而召关市，问有客过与汝金，汝回遣之，关市大恐。
卫嗣君的逸闻逸事还不少。
卫嗣君派人向关市的收税官行贿，然后再把这位税官叫到规定的地方让他说明规收贿情况，税官和那位县令一样，惊恐中感觉上天似乎长了眼睛。
卫嗣君发现略施小计，就能破一件大案要案，心里美得很。
这种典型的“钓鱼执法”或“挖坑反腐”只能偶一为之，连第二遍都不好使，风声一传出去，全体贪官污吏立马警觉，改邪装正，装上一段时间，再回头变本加厉。再说，卫嗣君也组织不起庞大的专业团队确定钓鱼对象，挖坑设伏，就算有这么一帮人专业干这个，时间不用多久，打虎队就和老虎们私下勾兑起来了。最后的结果大概是：卫嗣君这里反腐“捷报频传”，平时没靠山没帮系的倒霉蛋被当点心吃掉了，整个官场表面上肃静实际上翻腾。
好了，扯远了。
其实卫嗣君“钓鱼执法”和商鞅的“立木取信”底层逻辑是一致的，就是做一个典型榜样，或者叫事件营销，把自己的政治意图迅速地传播开。商鞅是通过奖励来解公众之惑，卫员君是通过惩罚来恫吓官场。老百姓解放思想可以积极参与为政者的改革，官员们一看到上司玩恫吓自己马上玩潜伏，在官场上，这些都是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，谁唬谁呀？
现代社会讲究司法证据的客观性，也就是作为呈堂供证不能是人为制造出来的，应该也必须是在违法犯罪活动过程中自然留下来的，因为只要允许“制造证据”，就会在实践中出现诱导惯犯重复犯罪的情况，这样虽然可以将犯罪分子人赃并获，也可以让一个清白无辜的人被污为罪犯，即使在成熟的法制社会，技术手段再高明，都有可能无法甄别“为惯犯制造犯罪证据”和陷害良民的区别。
宁肯错抓好人也不放过坏人，宁肯放过坏人也不错抓好人，在人类漫长的司法实践中，这个选择题的答案慢慢地倾向了后者，这不光是观念的进步，也是技术的进步，是技术的进步支持我们可以坚持进步的观念。
在卫嗣君的头脑里，没有这些司法问题，他思考的是政治问题。不管是“好察微隐”还是“钓鱼执法”，他希望通过一些手段让自己看上去更英明，也让他的国家管理得更清明。这些手段是从法家学术或治国理念中派生出来的，秦国学习运用得好，灭了其他国家统一天下，卫国生吞活剥，自己给灭亡了。但是中国正统的历史学家，对法家的学术和观念是不认同的，甚至是瞧不起的，他们可以骂秦国无道，但不能瞧不起秦国的崛起与强大，但对卫国和卫嗣君，他们就不用客气了，用极尽嘲讽的口气描写卫嗣君的自鸣得意。
法家和儒家都是为帝王家服务的，只不过法家是天然的“执政党”，法家基于人性，主动站在帝王的立场，大臣该怎么防范，刁民该如何管教，一通balabala；儒家在先秦是“在野党”，孔子劝帝王信仁义得永生，孟子则实话实说：“君视臣如草芥，臣视君如寇仇”，还说：“只闻诛独夫,未闻弑君。”后来儒家也进入体制了，就开始强调忠是硬道理，饿死事小，失节事大，立场也完全站在帝王家了。
儒法是一体的，汉宣帝对儿子说，汉家制度，王霸杂用（不要读成王八乍用）。王道（儒家这一套）要公开讲，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，霸道（法家这一套）要经常用，但不能说不能说就是不能说。
